发布时间:2024-11-01 07:20:29 来源: sp20241101
中新社 杭州8月22日电 题:杭州飞来峰怎样成为江南文化宝库?
——专访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谢继胜、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副主任邵群
作者 严格 林波 曹丹
晚唐以后,中国的石窟、摩崖造像活动逐渐从中原北方地区向长江流域转移,浙江杭州西湖的飞来峰造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规模最大、开凿(又作“开造”)持续时间最长、保存相对较好的一处窟龛造像群。
作为江南的石窟,飞来峰石窟艺术有何独特之处?飞来峰造像如何体现汉、藏、西夏、蒙古等多民族艺术的结合?为何说飞来峰造像是一座中外艺术交流的“博物馆”?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、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谢继胜,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副主任邵群,近日接受 中新社 “东西问”专访,作出解读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中新社 记者:飞来峰造像有何艺术风格与历史文化价值?
邵群:飞来峰造像位于浙江杭州的北高峰南麓,以冷泉溪与灵隐寺相隔,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艺术遗址之一,也是中国石窟分布在南方地区的重要实例。
飞来峰造像肇始于五代,经宋入元,终于明。据统计,飞来峰造像现存115龛,390余尊。其中,五代后周广顺元年(公元951年)的“西方三圣”是飞来峰现存纪年最早的石刻造像。
元代造像是飞来峰佛教造像中的主体和精髓部分,不仅数量最多,形制也巨大,部分造像题写有汉文、梵文经咒和赞语。据统计,现存元代造像67龛,116尊,其中46尊为藏传佛教风格造像,62尊为汉式风格造像,8尊为受藏传佛教风格影响的汉式造像。
可以说,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元素的造像为中国江南罕见,这也使飞来峰闻名遐迩。
游客到访参观杭州飞来峰。 中新社 记者 林波 摄中新社 记者:飞来峰造像如何体现汉藏多民族艺术的结合?
谢继胜:公元1276年,元军兵临南宋临安城,宋纳降。元廷派西夏人杨琏真迦出任江淮诸路释教都总统,入驻南宋故都杭州,主持飞来峰凿龛造像。
我们发现,与同一时期的萨迦寺、夏鲁寺以及此后的西藏地区藏传佛教艺术作品相比,飞来峰造像的典型藏式风格已出现较为明显的汉化倾向。大多数同类风格造像,除了在图像学上与西藏地区的同类造像保持一致外,造型上已出现与之相异的变化。飞来峰造像中,对明王、护法神的刻画,与西藏地区同类题材相比,整个形体,尤其是面部特征的处理已趋于平和。
杭州为六朝古都,不仅是南方汉族文化的中心,也是汉传佛教净土宗的中心之一,具有深厚的儒家、佛教文化土壤和悠久的佛教艺术传统。在形式和内容上,藏传佛教艺术进一步适应南方汉族文化及其审美倾向,有助于藏传佛教这一陌生的文化更易被当地接受。
以第76龛绿度母造像为例,虽然其完全按照藏传佛教仪轨造像,给人的感觉却没有东印度波罗王朝造像的韵味。该造像模仿水月观音,腿部抬起,身体重心落在臀部,艺术家细致地刻画了腰间因坐姿形成的肌肉凸起,从而使造像变得更加沉静中庸,略呈慵倦之态。该造像表现了汉地艺术对藏传佛教造像的创造性改变。
杭州飞来峰第76龛绿度母造像。 项敏慧 摄随着新的造像思想进入江南腹地,传统的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融合,为宋元之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基础,也为元代艺术创新提供了契机。汉、藏、西夏、蒙古等多民族文化在飞来峰融合,对明清时期的藏传佛教艺术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自元代后,中国再无大型的官治开窟造像活动,飞来峰“汉梵并用”的元代造像,可谓中国窟龛造像史上最后的光亮。
中新社 记者:为何说飞来峰造像是一座中外艺术交流的“博物馆”?
谢继胜:飞来峰造像在藏传佛教艺术史和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
首先,它具有明确的断代,补充此期藏传佛教造像实物例证缺少的不足,可以作为图像学和断代的标尺,为考察藏传佛教图像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图像例证。
例如,藏传佛教无量寿佛的胁侍菩萨,后期多为白度母和佛顶尊胜,但飞来峰造像中的胁侍却为绿度母和文殊菩萨,证明当时佛相无量寿佛的眷属为度母和文殊。这为考察藏传佛教图像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图像例证。
其次,飞来峰山水空灵、物象精微,来往人物风流,见证着古往今来各国文人雅士的文化交流,为中外美术史的交往传播奠定基础。
在两宋期间,外交使者往来频繁,飞来峰摩崖题刻中的“路公弼”就是奉使高丽的使臣在出访时途经飞来峰,于石洞崖壁间留下的墨宝。
1891年,日本书法家日下部鸣鹤为追寻王羲之的足迹来到浙江,与俞曲园、吴昌硕等大师往来。因为共同热爱飞来峰,他们以书法为媒,论道交友,研究切磋,留下了一段段翰墨佳话。日下部鸣鹤也在飞来峰留下题记,并积极向日本传播中国书画诗词文化,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。
飞来峰不仅蕴含了西夏、蒙古、吐蕃及汉地不同时期与不同佛教造像观念的石刻图像,也将中外艺术文化联系在一起。海内外游客在拜谒游览灵隐寺和飞来峰时,也能感受到充满人文意味的艺术交流历史。
中新社 记者:为什么说飞来峰是江南文化宝库?
邵群:不同于北方石窟造像的宏伟厚重、气势磅礴,飞来峰造像分布于山崖间、溶洞中,雕琢艺术精美细腻,与江南本土文化、艺术审美、山水园林融合,体现了江南独有的韵味。
飞来峰无石不奇、无树不古、无洞不幽,正因如此,这里成为文人笔下的“西湖第一山林”“东南第一山”。其独特的平地石山风景及其对园林叠山的影响,反映的是自唐代以来兴起的中隐文化和以石为主的山林欣赏趣味。飞来峰吸引了历代文人政客、外交使臣、海外来客驻足“打卡”、刻石留题,成为西湖边的千年“朋友圈”。
与其他石窟寺题记多为佛教造像记相比,飞来峰摩崖石刻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。飞来峰现保存有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直至民国的摩崖石刻330余品。其中包括隶书、草书、行书、篆书等书法体。年份最久的诗刻是西湖唯一的唐诗摩崖,为唐代杭州刺史卢元辅的《游天竺寺》,距今已逾1200年,被誉为西湖摩崖之最。
杭州飞来峰卢元辅《游天竺寺》诗刻。 曹丹 摄卢元辅后,白居易接任杭州刺史三年(公元822年至824年)。他酷爱飞来峰,曾作飞来峰《冷泉亭记》。离任之际,他心中充满不舍,留下“唯向天竺山,取得两片石。此抵有千金,无乃伤清白”的诗句,可见他对飞来峰这片秀丽山水的喜爱和留恋之情。
以苏轼和王安石为代表的后世文人,追寻着白居易的脚步,在“溪山处处皆可庐,最爱灵隐飞来孤”中抒发极致的热爱,在“不畏浮云遮望眼,自缘身在最高层”中传递坚韧与豪迈,为世人呈现飞来峰的别具一格。
千百年来,无数文人墨客寻觅着白居易等人的足迹来到飞来峰,并留下诗词和墨宝,用文字描绘飞来峰的美丽与神秘。飞来峰的文脉传承已成为飞来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使飞来峰成为弥足珍贵的江南文化宝库。(完)
受访者简介:
谢继胜。受访者供图谢继胜,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、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。主要从事汉藏佛教艺术史研究,发起组织国际学术例会“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”,倡导并推动汉藏佛教艺术史观的理论体系、以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的视角研究中国艺术史。著有《江南藏传佛教艺术:杭州飞来峰石刻造像研究》《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》《七至十三世纪汉藏与多民族文明关系史》等。
邵群。受访者供图邵群,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副主任,文博研究馆员。著有《中国石窟文化丛书(第一辑):杭州石窟》《西湖摩崖萃珍一百品》《万松书院》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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